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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款贺卡”送卡者:惯例改掉将我们“解放”了
作者: 发布时间:2014-12-17 来源:中国新闻网
 
行风监督网导读:中新网12月17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,中纪委网站今日刊文《“公款贺卡”:从泛滥到消失》,文章采访了“公款贺卡”送卡者,其表示以前每到年末都要寄贺卡、送台历,惯例改掉也将他们&ld

中新网12月17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,中纪委网站今日刊文《“公款贺卡”:从泛滥到消失》,文章采访了“公款贺卡”送卡者,其表示以前每到年末都要寄贺卡、送台历,惯例改掉也将他们“解放”了。

  《“公款贺卡”:从泛滥到消失》全文如下:

  “公款贺卡”从泛滥到消失,是作风改进的一个缩影。

 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,“贺卡漫天飞”是年末一道独特风景,不少贺卡印制奢华,浪费严重,看似“鹅毛之礼”,暗藏“四风”之弊。2013年10月31日,中央纪委下发《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》。重拳整治下,“公款贺卡”渐渐淡出公众生活。

  今天,让我们跟随一张贺卡“旅行”的脚步,追踪“公款贺卡禁令”带给人们生活与观念的点滴改变,探寻作风之变的深层律动。

  第一站:制卡者

  “自己生意冷清了,但抓‘公款贺卡’确实抓对了”

  八项规定出台前,每到元旦前一两个月,都是老侯最忙的时候。

  老侯是北京书铭印刷公司老板。“这以前好多年,我们从十一月就忙开了,一直要忙到春节前,那时候工人们通宵加班,屋子里常常堆满了盒饭。”老侯回忆,“大客户往往都是公家单位,一个订单就是几千张,不少单位和领导,还真将这贺卡挺当回事儿的。”

  老侯记得,贺卡往往是一把手亲自审定,还曾经有单位搞了个“贺卡展览”,罗列了上百种贺卡,让处级以上干部投票选择。老侯分析:“这些单位之所以如此重视贺卡,其实主要是将贺卡看成了比豪华、比档次的东西。”

  “一张小贺卡,成本并不低。”老侯透底说,不少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贺卡都要求用最好的纸张,工艺、设计也是精雕细琢,加上邮寄费用,一张贺卡成本最低也要20元。而且,一个单位往往要做很多种,有注明单位名字的“通用版”,有署上领导名字的“豪华版”,还有各个部门的“定制版”。“一个单位每年花在贺卡上的钱,往往高达四五十万元。”

  高峰时候,老侯曾经一年制作十几万张贺卡。如今情况大变,公款印制单子绝迹了,老侯的贺卡生意冷清了许多。他不得不及时转型,搞起了艺术品仿真复制,今年还得了一个数码印品大奖赛金奖,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。

  回想起以前贺卡大卖的情形,老侯并不眷恋。“中央从小事入手,抓公款送贺卡,公家改作风,社会变风气,我觉得抓到了点子上,确实是抓对了!”

  第二站:送卡者

  “这惯例说改就改掉了,也将我们‘解放’了”

  “以前每到年末都要寄贺卡、送台历,这惯例说改就改掉了。”说起变化,老田很是感慨。

  老田是山东某国有石化企业部门负责人。“以往每年元旦前,我们都会送出去不少贺卡、年历、台历等,除少部分分发给自己员工外,主要还是以单位名义赠送,有的是出于业务往来的人情考虑,有的是送给各级部门领导,一年都得寄送千多份,后来逐渐就成为了一种负担。”

  “送贺卡事情虽小,可还真是个细活儿。”老田说,你得认真列出名单来,送给哪些单位,送给哪些领导,这些都得讲究,一个都不能少。除以单位名义送的外,自己的领导有时还会将一个通讯录交给他们,让他们照着地址填写,领导再签上名字寄出去。“这事儿做起来真是很繁复、很麻烦。”

  谈起以往的“贺卡往来”,老田至今仍然觉得颇为无奈,“有时真不想做这事儿了,可那时风气如此,别人都送,你不送,就不是那么个事。”他举例说,有的客户或领导收到了其他几家同行公司的贺卡,唯独我们没送,那我们在面子上就过不去,以后往来有时还真会受点儿影响。

  “年底本来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,结果还要选贺卡、做贺卡、邮贺卡,占用大量时间、精力和财力,造成巨大浪费。‘贺卡禁令’出台,我们从内心拥护,觉得这决定太对人心了。”说话间,老田轻轻吁了口气,“说实话,这不只为企业减少一块支出,我们更重要的感觉是自己‘解放’出来了!人力精力省下来,可以干更多更实在更有用的工作。”

  第三站:分拣者

  “公款贺卡消失了,现在‘转型’分拣网购包裹,这才叫干得值”

  老张是个“老邮政”,多年来一直在北京邮区从事邮件分拣工作。

  “几千平方米的分拣车间,偌大的地面上铺着厚厚一层,清一色全是贺卡。”老张对此前“贺卡泛滥”的情形记忆深刻,“满车间的卡片就跟下了大雪一样,走进去可以把小腿给淹没。”

  那时每到年末,分拣员就得连轴转,根本顾不上休息。特别是圣诞、元旦两节前“贺卡旅行”高峰,全局都会动员起来支援一线,连局长都得上“战场”,参加贺卡分拣。

  由于邮编错码,不少贺卡只能通过人工查看地址进行分拣。老张同事中有位“劳模”,领着一个班组,专门负责处理邮编错码的贺卡,他挥臂一次分拣一张贺卡,每天挥臂至少2万余次。“其他小组分拣的都是邮编清楚的贺卡,挥臂次数比这还要多!” 老张说, “一天干下来,不停地挥臂,整个人都麻木了。”

  “去年,上面下禁令了,公款贺卡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,只剩下一些私人寄送的明信片了,零零星星的。”老张感慨道,“现在想来,那时分拣贺卡超负荷地工作,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,你送过来他寄过去的,无用又无效,最后只有废弃,这是一种典型的铺张浪费。”

  如今“公款贺卡”消失了,老张和同事们的工作也“转型”了,分拣网购包裹成了时下的重头工作,每到年节工作更多也更重。“现在依然很累很辛苦,但大伙觉得这事儿干得值!”

  第四站:收卡者

  “没了贺卡等杂七杂八的东西,心里倒清爽了”

  “现在我自己不主动寄了,也不用老张罗着回了。”说起贺卡,老谭语气轻松。

  老谭是某地级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一名领导,长期主抓国企监管工作,联系的企业不在少数,往年每到年底,贺卡是一个让他头疼不已的事儿,“一般都能收到百多张,其中95%以上都是单位寄送的,一看就是公款购买的,搁办公桌上得堆一堆。”

  “很多贺卡祝福内容千篇一律,用的是一样的句式一样的词,字也都是打印上去的。有的寄送者连签个名都省了,也是电脑打印的,纯粹就是个形式。”老谭说,这样的贺卡他往往开封即弃,不少甚至都懒得打开。

  给老谭添了不少烦恼的是,许多贺卡还不得不回复,不回显得不礼貌,人家说你架子大,可一一回复不仅占用时间,而且写的还是寄卡人写的那几句套话,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。“一个本来表达感情的东西,却硬生生变异成了一种精神负担。”

  这种局面在去年突然有了根本变化。老谭说,“贺卡禁令”出台后,他就没有收到类似的贺卡了,有同事想找一个台历看着方便,还是自己跑去市场上买的,“现在偶尔收到三两张贺卡,都是自己的朋友寄的,看着很温暖,回复也会用心写上几句心里话。”

  “其实,没有了贺卡台历,没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,并没有感觉不好,心里倒清爽了。”老谭说,现在他去企业或企业来他这,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,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,大家都觉得更轻松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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